与中原地区相较而言，历史上的贵州一直处于中央王朝“边缘地带”，从殷商时期的“鬼方”至秦汉时期的“南夷之地”可看出中原当时对贵州的印象。中间经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各个朝代对贵州不断地加强治理，中央王朝在政治上，逐渐将贵州纳入其统治，且在明代贵州建省后，行政区划经后期不断地增加，形成了今天的贵州。
同时，历史上的贵州在经济、文化上不断与中原交流、交融，形成今天“多元一体”的贵州民族文化。所指的黔中地区指贵州清代时期的黔中一带，这与历史上黔中概念不同。黔中地区经过先秦至元以前不断的积淀，在元置八番顺元宣慰司后逐渐成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牌坊正是随着黔中社会的发展逐渐修建而成。
黔中历史沿革。“黔中地区”指清代的安顺府、贵阳府、平越直隶州部分及都匀府的西北部，即今天的安顺、贵阳、贵定、龙里、福泉、修文、清镇等地。关于黔中的历史发展，可追溯至商周。乾隆《贵州通志》载“贵州，古梁州南境，荆口西裔也。殷为鬼方，周为靡莫之属。”春秋时期，贵阳、贵定、龙里等在春秋战国属牂牁国，安顺属夜郎国。
战国时期，夜郎与牂牁国疆域有所变化，两国势力此消彼长，今安顺的平坝、紫云东部地区属牂牁，今贵阳、普定、镇宁等归夜郎。至战国晚期，牂牁改为且兰。秦统一六国后，加强对全国的经营治理，《史记西南夷传》载“秦时，命常颇略通五尺道。”此道经今贵州的赫章威宁两县，“虽秦在‘西南夷’设置官吏，但皆在五尺道沿线。”对今黔中除了安顺属夜郎县外，其他尚未在其实质性管理范围之内。
西汉时期汉王朝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对“西南夷”的管理松懈，西南各方国因势发展。《史记西南夷传》云“西南夷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此时的夜郎国势力发展迅速，今安顺属夜郎国。汉武帝时期，加大对“西南夷”的开发，在建元二年(公元前年)，为攻打南越，遂与夜郎达成协议，将夜郎纳入中央的行政建制，隶属于四川的犍为郡。今贵阳据乾隆《贵州通志》载“为牂牁郡”。
元朔三年(公元前年)后，只置南夷与夜郎两县。汉王朝于元鼎六年(公元前年)平南越、灭且兰后，正式受封夜郎国为“夜郎王”，在该区域置牂牁郡，与中原王朝统一实施“郡国并治”，今安顺、贵阳便属于牂牁。《汉书地理志》载其辖有夜郎、且兰、谈指等县，“且兰在今福泉、黄平一带”，今贵定为故且兰县。至成帝河平年间，夜郎王反，汉王朝命牂牁太守陈里联各“方国”邑君平之，自此夜郎国灭，其所在区域部分并入牂牁郡。
王莽时期，改牂牁郡为同亭郡。东汉时期，在黔中沿袭西汉旧制，今修文在牂牁郡地。魏晋南北朝时期，“南中”大姓先后割据黔中地区，牂牁郡改为南牂牁郡，贵阳为南牂牁郡。唐宋时期，“对黔中的治理实施羁縻州制、经制州和藩国并行。”唐代，据康熙《贵州通志》载清代的贵阳府“唐为牂牁国”后又改为牂州。
《中国历史地图唐黔中道》又载：今清镇属清州，今修文与息烽间属功州，今福泉、贵定间为候州，贵阳、惠水间为庄州，牂州在瓮安北，今龙里属“罗甸蛮地”。虽宋代在今贵州的建制多沿袭唐代旧制，但辖区与范围有所变化。在两宋时期，黔中地区多为羁縻州与部落统治交汇，黔中的清镇、平坝及周围区域，宋时隶属于羁縻州清州。今安顺的部分地区属“罗殿国”。
元代中央王朝在贵州的统治与前朝发生巨变，将贵州纳入中央王朝的行政建制，并结合贵州特殊局势推行“土流并治”。元代的贵州为四川、云南、湖广三省分辖。黔中地区的修文、清镇、龙里、贵阳等皆属八番顺元宣慰司。今贵阳属八番顺元宣慰司下辖的顺元路军民安抚司，今贵定属新添葛蛮安抚司，今龙里为龙里周属顺元路，今修文为扎佐长官司属顺元路。今安顺一带元属普定路。
与元代相比，设卫所制度、与土司制度，加强对贵州的统治。明初洪武四年(公元年)，明在今贵阳设贵州卫，洪武十四年(公元年)，设的普定卫在今安顺市等。洪武十五年(公元年)后今安顺部分地区为云南所属，如当时的安顺、镇宁、永宁等州。明都指挥使司(公元年)、承宣布政使司(公元年)、提刑按察使司(公元年)先后在今贵阳的设立，黔中地区遂成为当时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
清康熙年间，“实行撤卫并县，行政逐步统一”，雍正年间，清廷对贵州进行“改土归流”措施，并开辟“苗疆六厅”，省以下建府、直隶厅和直隶州两级行政区划。“贵阳府下辖的厅级有常寨厅，州级有开州、广顺、定番，县级有贵筑、龙里、贵定、修文四县；安顺府下辖郎岱、归化两厅，镇宁、永宁两州，以及普定、安平、清镇三县。”今福泉属平越直隶州。民国至今，黔中地区的行政归化几度变化，增加为今天的行政面貌。总的来说，自元以来，黔中政治、经济、文化逐步发展为贵州省的中心。
黔中经济文化的交融及文教的兴盛
与外界经济文化的交融。关于夜郎地区的经济文化与“外界”的联系，因历史文献资料记录较少，根据考古资料的分析。从赫章可乐、铜鼓山、威宁中水等战国至东汉时期遗址出土的器物资料分析，遗址极具民族特色，与其他地方同时期的遗址或墓葬差异较大，且总体上来说，相对落后。说明此时与“外界”的经济文化交流相对闭塞。但有学者对考古出土的陶片纹饰及青铜器分析得出：“夜郎在黔西北与黔东北一带，不仅与巴、蜀、滇间有联系，还间接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而黔南及黔西南与百越间有联系。”
加之，秦设“五尺道”，必然促使经济、文化在赫章、威宁一带不同程度的传播及发展。从黔中的平坝马场、清镇、修文王宫等汉墓及遗址出土的陶器、铁器、墓葬的形制以及出土的五铢钱来看，与巴蜀与中原有联系。此外，汉武帝后，夜郎与南越及巴蜀间的联系逐渐增多，也促进了夜郎社会经济的发展。
从平坝、清镇，安顺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墓葬中出土的器物看，有些器物并非贵州本土之物，如琉璃、琥珀等，可见是黔中与外界经济、文化交融的结果。叶成勇的《黔中地区唐宋羁縻时期考古遗存探究》一文通过对清镇干河坝、清镇芦荻乡、平坝马场唐宋时期的石室墓和砖室墓、魏晋至宋元时期岩洞墓等资料的梳理分析得出黔中唐宋时期的汉移民与本地土著间文化呈稳定与融合态势。
此外。南宋时期，朝廷急需在广西、云南买马。而罗殿、罗氏鬼国等成为重要的中转站，这便促进经济、文化的交流融合与发展。如生活必需品食盐、锦和帛等，随着“买马”的活动，逐渐向罗殿、罗氏鬼国等流入。此外，从清镇1号墓长方形花纹转、金家大坪古墓出土的漆盘的纹饰图案、平坝的宋墓中出土的动物雕塑来看，除雕刻技术传入黔北外，雕刻、绘画等也传到黔中地区，并与之融合起来。
元时期，元廷在贵州的开发，促进经济文化的交流，如儒学、医学、佛教、道教等与贵州地区的交流融合。自明洪武十五年(公元年)后，今贵阳先后设立都指挥使司、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后，贵阳“中心地位”逐渐确立，从城内“三牌坊市、四牌坊市、谯楼节市、凤宪坊市、馆驿前市等”
可见经济的发展，牌坊市可以证明明代黔中地区已建有牌坊。此外，安顺等黔中地区的经济亦较为发展。加之，元明时期的粮、盐、铜铅等在黔中驿道的运输，定会促进文化的交融。清代，黔滇驿道、湘黔驿道、川黔驿道的扩建，促进了经济文化的交流，如纺织业的融合。
文教的兴盛。目前，关于贵州秦以前的文教活动尚无文献记载。学界一致认为贵州的文教活动肇始于东汉明帝、章帝时期。东汉时期，儒学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逐渐传播至贵州。
但尹珍讲学地点文献中并无具体的记载。《贵州通史远古至元代的贵州》载“明万历三十二年(公元年)，在今绥阳县草塘发现唐广明元年(公元年)，由崔乃所立的尹珍讲堂碑。”可见，唐时儒学已在今贵州部分地区传播。宋代，儒学主要在播州、思州等地传播。《遵义府志》载“杨文始建孔子庙”，自此儒学在黔北不断传播。又见南宋时，思州建有“鸾塘书院”，但此时黔中地区的文教活动，未见于文献记载。
黔中地区关于儒学的记载最早见于《黔记》载“有顺元儒学，有蔺州学”，后又建文明书院，其址与修建时间嘉庆《贵州通志》云“文明书院在治城内忠烈桥西，即顺运路儒学故地址，弘治间提学副使毛科建。”在延佑二年，普定路军民府判官赵将仕在今安顺地区立学校。可见，元代，儒学已在黔中地区传播。明清时期，儒学在黔中发展迅速。
明代重视儒学在边疆地区的传播，明洪武八年(年)，明廷下令办社学，其目的在于巩固边防，至弘治十八年，仅今贵阳附近社学就有24处，此外，今贵阳近郊有近百人少数民族子弟进入社学学习。明洪武二十八年(公元年)监察御史裴承祖向朱元璋进言“贵州都指挥使司，平越、龙里、新添等卫不知王化，亦设儒学使知诗书之教”，后经明廷采纳。明廷又命土司子弟进国子监学习，并称“不经儒学读书习礼者，不能承袭土司职务。”
此外，并令也要重视驻贵州官兵的子女的教育问题。据《贵州省志教育志》统计“从明初至崇祯三年，全省共建学47处。”加之嘉靖十四年(公元年)贵州开科取士，也更加促进儒家文化在贵州的传播。
清代除了兴办官学外，也提倡兴办书院、社学与义学，“儒家文化依托行政区形成传播网”。据《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贵州志》统计：处在黔中地区的贵阳府，兴办的学校就有贵阳府学、贵筑县学、贵定县学、龙里县学、修文县学、开州学、定番州学、广顺州学；书院有：阳明书院、渔矶书院、正本书院、正习书院、龙岗书院、开州书院、敏来书院、蒙义书院。安顺府学校有安顺府学、普定县学、永宁州学、清镇县学、安平县学、镇宁州学；学院有习安书院。儒学除了在城镇传播外。
张旭等认为，清廷也重视儒学在乡村的传播，而兴办社学与义学是儒学在乡村传播的重要措施其传播主要通过学校、乡约、家训、艺术四种途径。并认为儒学的传播不仅促进了民族文化的融合，还促进国家认同意识的生成。儒家文化的仁、义、礼、智、信等思想不断地向贵州传播，并深入至乡村，而牌坊的修建，也从侧面印证儒学在黔中地区传播的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