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字伯安,号阳明,名守仁。他“龙场悟道”的故事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佳话。
明武宗正德元年(年),王守仁在仕途上遭到严重挫折,随之引起了他思想上的巨大变化。当时,皇帝朱厚照刚刚即位不久,又加之其昏庸荒淫,不理政事,致使阉党刘瑾专权,朝政日非。这一年冬天,南京户科给事戴铣、四川道御史薄彦微等人愤然上疏,连章劝谏。宦官头子刘瑾大怒,立即下令逮捕戴、薄二十余人入诏狱,廷杖除名。眼看阉党横行霸道,胡作非为,王守仁义愤填膺,忍无可忍,首先抗疏援救戴、薄诸人。刘瑾见疏勃然大怒,将王守仁亦下诏狱,廷杖四十,死而复苏。又指为“奸党”,罚跪于金水桥南,令其受尽屈辱。随后,王守仁被谪贬为贵州龙场驿驿丞,立边就道,不许停留。
正德二年夏天,王守仁奔赴谪所到达钱塘,刘瑾派人一直尾随盯梢,企图乘机加害。他托言“投江”,才侥幸摆脱了阉党的追杀。继后“因附商船游舟山,偶遇飓风大作”,一夜飘泊闽界,独宿野庙,幸免于虎口,僧众以为神。当时有位异人对他说:“汝有亲在,万一瑾怒,逮尔父,诬以北走胡,南走粤,何以应之?”守仁觉得此言有理,于是打消了远适避祸的念头,当即题诗一首曰:“险夷原不滞胸中,何异浮云过太空?夜静海涛三万里,月明飞锡下天风。”随后取道武夷,归省贬官南京的父亲。这一年十二月,他返回钱塘,途经广信、袁州、长沙、玩州,进入贵州玉屏。然后又经过镇远、黄平、清平、福泉、新添、尤里等地,终于在正德三年三月抵达贵州龙场驿谪所。
龙场驿位于今贵阳市西北八十里许的修文县城区,据《贵州通志·建置志》记载:明代在这里设“驿丞一员,吏一名,马二十三匹,铺陈二十三副”,专为传送公文的差役和来往官吏住宿等提供方便。该驿地处万山丛棘之中,虫蛇怪兽横行,蛊毒瘴疠弥漫,四境荒凉,人烟稀少。王守仁刚到这里,既无住房,又无粮食,只好栖居山洞,亲手种粮种菜,折薪取水,苦熬度日。
王守仁身为贵家公子,一介儒生,又患了虚痨肺病,居此恶劣坏境,他深知随时都有倒毙荒野的危险。于是“自计得失荣辱皆能超脱,惟生死一念,尚觉未化”,当即便订了一副石棺材,指天发誓曰:“吾惟俟命而已!”他极力排除生死杂念,“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静一”。时或歌诗谈笑,超然于尘世之外。显而易见,王守仁是在苦炼制心功夫,力图发挥“心”(主观精神)的作用来战胜险恶的环境,以求得到自我解救。
久之,王守仁感觉胸中洒洒,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一日,“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语之者,不觉呼跃,从者皆惊,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乃以默记《五经》之言证之,莫不吻合,因著《五经臆说》”。这就是后人盛称的“龙场悟道”。经过龙场悟道这次思想活跃,王守仁消沉苦闷的心境豁然开朗,由此焕发了主观精神。他鉴于当地居民生活方式落后,便教之范土架木以居。随后,居民们特意为王守仁建造了龙冈书院。他便在此授徒讲学,常常与诸生秉烛讲习,乃至通宵达旦,乐此不疲。
王阳明继陆九渊学说思想发展起来的学说与陆一道构成陆王心学,成为唯一堪与以大儒朱熹所代表程朱理学分庭抗礼的儒家思想流派,对中国当时以及后世之读书人之思想产生了巨大冲击和影响。
心学的特点是在发现善根良心之后,让它极限发挥,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在陆九渊为心学打下一个基础后,王阳明开始了追寻“善根”的过程。他遍访名家,却每每失望。直到十八岁那年得遇名儒娄一斋。娄氏向王讲了“圣人必可学而至”的儒学通则,正搔着王的痒处,“遂深契之”。以后数年,阳明入宦,浮沉十数载终于获罪下狱,后又被刘瑾发配到贵州龙场。在一个春夏之交之夜,他顿悟了。顿悟之后,阳明道:“圣人之道,我性已足。过去从外物求天理是舍本逐末了。由外及里的路子整个是一场误会。”乃知“格物致知之旨”,后由此而致“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三说,自成体系,正式竖起心学大旗。
王阳明的心学主要有以下三点:第一是“心即理”,这一思想很明显地体现于王的一个论断:“心外无物。”因此他被认为是中国主观唯心主义的代表者。“心外无物”一说,颇近似于佛家的一段机锋:“风动邪?幡动邪?”“非风动,非幡动,心动也。”第二是“致良知”。当时之世,皇帝昏庸,奸佞当道,良善遭恶,百姓不思进取。此时王阳明提出“致良知”之说,把一定的社会道德规范转化为人的自觉的意识和行为,强调主观意志和主体精神的力量,强调人的自我更新,倡导学习要自求自得,提倡人们“发明本心,固受自操”,使人明明德,修自身,实为劝世之良药。王阳明最重要的一个思想是:“知行合一”,这是他最为人推崇的一个主张。当时“程朱”之学主张的“知而后行”是哲学之“主流”,而王阳明一针见血地指出其谬误:“食味之美恶,必待入口而后知,岂有不待入口而已先知食味之美恶者邪?”“路歧之险夷,必待身亲履历而后知,岂有不待身亲履历而已先知路之险夷者邪?”——由此可见,王之知行合一是极重视实践精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