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此刻，无论城市还是乡村，年味儿正浓。在外游子终于回到家乡，我们也不例外。返乡的行囊中有年货、有思念，还有一双重新认识故乡的眼睛。回到出发的地方，乡音激活记忆，感知时间的流动与地方风貌变迁，这里蕴含着个人的独家记忆，也呈现着中国大地的时光侧影。为此，新京报评论部联合新京智库，推出“新春调研行”专栏，记录并评述新闻人眼中的新时代乡村实景，品尝各地独特家乡味道，与读者共同感受时代脉搏。▲孩子们在大集上玩耍。作者供图县城，是乡土中国的重要单元，也是了解中国的基本方法。在人口生育问题上，县城同样可以作为一个观察切面。数据显示，截至年底，中国个县的县城常住人口为1.6亿人左右，个县级市的城区常住人口为0.9亿人左右，县城及县级市城区人口占全国城镇常住人口的近30%。在中国人口进入“负增长”的背景下，县城人口的生育意愿，直接关涉未来中国人口的数量，以及老龄社会的应对方式，可谓兹事体大。为此，借这次春节返乡，我采访了在山东南部某县城居住生活的五位年轻人，聊了聊他们对“生孩子”的看法。他们多数已经结婚生子，有的依然单身，职业各不相同，收入有高有低，对于婚育以及未来生子数量，有着不同的观点与见解。他们的经历与声音，对于理解当下基层县城乃至全国年轻人的生育意愿，或许具有一定参考价值。调研过程中，我将从年龄、性别、职业、婚否、收入、生育意愿等维度客观呈现五人的实际状况，由于样本量较小，行文过程也会引入其他相关调研数据，以使结论趋于科学严谨。▲庙会上，乡民舞狮子庆祝过年。作者供图二孩“愿意生”，三孩“不冒险”调研对象A：25岁，男，公务员，未婚，年收入6万，计划生育两个小孩。调研对象B：32岁，男，个体工商户，已婚，育有一子，年收入30万，二孩计划中。调研对象C：33岁，男，国企建筑集团职工，已婚，育有三子，年收入20万，没有继续生育计划。调研对象D：28岁，女，事业单位职工，已婚，育有一子，年收入5万，有二孩计划。调研对象E：38岁，女，家庭主妇，已婚，有一子一女，家庭年收入10万，无三孩计划。综合这五个人的情况，可以发现，不管是否已经婚育，他们都有生育二孩的经历或计划，但多数人并无生育三孩打算——这就是此次调研结果的基本样貌。在调研过程中，可以明显感觉到，影响他们生育意愿的因素，跟大城市并没有什么不同，无非还是房价、养育成本，以及谁来带孩子的难题。我所在的县城老家，尽管没有一些沿海县域经济体发达，但县城里颇有一些农产品加工企业与机械厂，前些年还设立了经济开发区，近年来经济发展较为迅速。由此也推高了房价。这里的房价并不低。每平方米均价元的房子，对很多普通职工家庭来说，并不是一件可以轻松触及的事情。传导到生育端，因其直接影响到抚养质量，让很多人对组建多孩家庭望而却步。当然，由于在老家一带，多子多福的观念流传久远，至今仍有影响力。所以，正如调研对象所呈现的那样，很多人还是倾向于生育两个孩子，以求家庭的“圆满”，以及未来在应对养老问题时能够多些从容。生育三孩，除非有特别的经济实力，绝大多数家庭依然不敢冒险。也正如我前面所提及的，五个人的样本量很小，这个结论需要结合更大规模的数据来配合验证。在山东省统计局一项对全省1%人口的抽样调查中，我县所在的L市，城镇地区已婚育龄妇女理想孩子数为1.92个，换言之，她们理想的孩子数量接近两个。这与我采访的5人状况大抵相符。由此，结合少数的具体案例，对照官方的统计数据，大概可以说，在我的老家县城，绝大多数家庭倾向于生育两个孩子，但由于经济压力与抚养孩子可能面临的问题，尽管国家已经放开三孩，很多人依然“不敢生”。▲县城周边，依山傍水的小村庄。作者供图县城的问题，也是中国的问题我采访调研的五人中，都是我在老家的同学、亲友，尽管每个人对生育几孩的问题，会根据自身情况给出不同的答案。但可以感受到，他们对国家不断放开生育限制的做法非常认同，这给了他们人生更大的选择空间，让他们得以从容安排自己的家庭计划。同时，我也能感知到，尽管他们生活在低线小城，但他们对当下的生活以及未来，都充满愿景与期待。县城虽小，但脚下也是踏踏实实的生活，也构建着他们的意义世界。更重要的是，这里，丈量着他们对未来每一步的规划，包括生育。生育问题，在中国人口进入“负增长”之后，已经成为实实在在的“国之大者”。对个人、对每个家庭来说，何尝不是如此？根本意义而言，生育二孩或者三孩，是每一个国人与国家可以达成的“最大利益公约数”。站在县城看中国。在对五人访谈的过程中，他们不约而同地发出了“减轻生育负担”的感喟：房价能否降一降，教育负担能否轻一点，生育补贴能否多发些？这是县城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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