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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字伯安，号阳明，名守仁。他“龙场悟道”的故事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佳话。
明武宗正德元年(年)，王守仁在仕途上遭到严重挫折，随之引起了他思想上的巨大变化。当时，皇帝朱厚照刚刚即位不久，又加之其昏庸荒淫，不理政事，致使阉党刘瑾专权，朝政日非。这一年冬天，南京户科给事戴铣、四川道御史薄彦微等人愤然上疏，连章劝谏。宦官头子刘瑾大怒，立即下令逮捕戴、薄二十余人入诏狱，廷杖除名。眼看阉党横行霸道，胡作非为，王守仁义愤填膺，忍无可忍，首先抗疏援救戴、薄诸人。刘瑾见疏勃然大怒，将王守仁亦下诏狱，廷杖四十，死而复苏。又指为“奸党”，罚跪于金水桥南，令其受尽屈辱。随后，王守仁被谪贬为贵州龙场驿驿丞，立边就道，不许停留。
正德二年夏天，王守仁奔赴谪所到达钱塘，刘瑾派人一直尾随盯梢，企图乘机加害。他托言“投江”，才侥幸摆脱了阉党的追杀。继后“因附商船游舟山，偶遇飓风大作”，一夜飘泊闽界，独宿野庙，幸免于虎口，僧众以为神。当时有位异人对他说：“汝有亲在，万一瑾怒，逮尔父，诬以北走胡，南走粤，何以应之？”守仁觉得此言有理，于是打消了远适避祸的念头，当即题诗一首曰：“险夷原不滞胸中，何异浮云过太空？夜静海涛三万里，月明飞锡下天风。”随后取道武夷，归省贬官南京的父亲。这一年十二月，他返回钱塘，途经广信、袁州、长沙、玩州，进入贵州玉屏。然后又经过镇远、黄平、清平、福泉、新添、尤里等地，终于在正德三年三月抵达贵州龙场驿谪所。
龙场驿位于今贵阳市西北八十里许的修文县城区，据《贵州通志·建置志》记载：明代在这里设“驿丞一员，吏一名，马二十三匹，铺陈二十三副”，专为传送公文的差役和来往官吏住宿等提供方便。该驿地处万山丛棘之中，虫蛇怪兽横行，蛊毒瘴疠弥漫，四境荒凉，人烟稀少。王守仁刚到这里，既无住房，又无粮食，只好栖居山洞，亲手种粮种菜，折薪取水，苦熬度日。
王守仁身为贵家公子，一介儒生，又患了虚痨肺病，居此恶劣坏境，他深知随时都有倒毙荒野的危险。于是“自计得失荣辱皆能超脱，惟生死一念，尚觉未化”，当即便订了一副石棺材，指天发誓曰：“吾惟俟命而已！”他极力排除生死杂念，“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静一”。时或歌诗谈笑，超然于尘世之外。显而易见，王守仁是在苦炼制心功夫，力图发挥“心”(主观精神)的作用来战胜险恶的环境，以求得到自我解救。
久之，王守仁感觉胸中洒洒，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一日，“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语之者，不觉呼跃，从者皆惊，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乃以默记《五经》之言证之，莫不吻合，因著《五经臆说》”。这就是后人盛称的“龙场悟道”。经过龙场悟道这次思想活跃，王守仁消沉苦闷的心境豁然开朗，由此焕发了主观精神。他鉴于当地居民生活方式落后，便教之范土架木以居。随后，居民们特意为王守仁建造了龙冈书院。他便在此授徒讲学，常常与诸生秉烛讲习，乃至通宵达旦，乐此不疲。
王阳明继陆九渊学说思想发展起来的学说与陆一道构成陆王心学，成为唯一堪与以大儒朱熹所代表程朱理学分庭抗礼的儒家思想流派，对中国当时以及后世之读书人之思想产生了巨大冲击和影响。
心学的特点是在发现善根良心之后，让它极限发挥，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在陆九渊为心学打下一个基础后，王阳明开始了追寻“善根”的过程。他遍访名家，却每每失望。直到十八岁那年得遇名儒娄一斋。娄氏向王讲了“圣人必可学而至”的儒学通则，正搔着王的痒处，“遂深契之”。以后数年，阳明入宦，浮沉十数载终于获罪下狱，后又被刘瑾发配到贵州龙场。在一个春夏之交之夜，他顿悟了。顿悟之后，阳明道：“圣人之道，我性已足。过去从外物求天理是舍本逐末了。由外及里的路子整个是一场误会。”乃知“格物致知之旨”，后由此而致“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三说，自成体系，正式竖起心学大旗。
王阳明的心学主要有以下三点：第一是“心即理”，这一思想很明显地体现于王的一个论断：“心外无物。”因此他被认为是中国主观唯心主义的代表者。“心外无物”一说，颇近似于佛家的一段机锋：“风动邪？幡动邪？”“非风动，非幡动，心动也。”第二是“致良知”。当时之世，皇帝昏庸，奸佞当道，良善遭恶，百姓不思进取。此时王阳明提出“致良知”之说，把一定的社会道德规范转化为人的自觉的意识和行为，强调主观意志和主体精神的力量，强调人的自我更新，倡导学习要自求自得，提倡人们“发明本心，固受自操”，使人明明德，修自身，实为劝世之良药。王阳明最重要的一个思想是：“知行合一”，这是他最为人推崇的一个主张。当时“程朱”之学主张的“知而后行”是哲学之“主流”，而王阳明一针见血地指出其谬误：“食味之美恶，必待入口而后知，岂有不待入口而已先知食味之美恶者邪？”“路歧之险夷，必待身亲履历而后知，岂有不待身亲履历而已先知路之险夷者邪？”——由此可见，王之知行合一是极重视实践精神的。
